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掃把、拖把、吹葉器……，靜靜地傾倒在校園一角。遠方走來踽踽身形，用一雙滿是厚繭的手將它們拾起，往掃區前行。散亂一地的廚餘、隨意拋棄的塑膠杯，在他們的勞動下消失無蹤。只是，那雙手究竟屬於誰？我們未曾留意他們的面貌，腦海殘留辛勤工作的身影。但他們也有名字，他們也有故事，且讓我們走近，看那模糊輪廓，漸漸清晰。
清潔工的日常
星期一早上六點五十九分。
凌晨下過小雨，地上的落葉因濕黏而變得難掃，微寒的天氣裡，三月（化名）阿姨握著塑膠製的掃把與畚箕，掃得再賣力也只掃起幾片落葉。相較塑膠掃具，竹製掃帚其實更容易上手，但宿舍沒有，也只能將就。
雨天、落葉、塑膠掃把，清潔工日常。
三月阿姨的負責範圍涵蓋宿舍整整兩層樓的掃拖地、垃圾處理，加上浴廁中的洗手台、馬桶、地板、曬衣間等，「一個早上應該也忙不完。」她喃喃地說著，反正每天都是這樣，每天。
馬桶、地板、曬衣間，永無止盡的清潔。
經兩天假日，學生丟棄的垃圾早已塞滿回收桶，一旁也堆滿瓶瓶罐罐。她拿出兩個垃圾袋，著手分類散落一地的回收物，其中有塑膠袋裝著的紙杯，杯中插著吸管；還有吃剩的麻辣火鍋，其中殘留將近三分之一的辣油；更多的是在被橡皮筋綁好的餐盒裡頭，裝著油膩的骨頭和剩菜。她面不改色，反射動作似地將飲料杯、廚餘、餐盒迅速夾入不同垃圾袋，重複又重複。
剩菜、餐盒、免洗筷，清潔工日常。
她花了整個上午才完成部分繁雜的工作。過程中，未被分類的垃圾、廁所地板上的排泄物和散落在垃圾桶旁的衛生紙，有多少是因學生散漫帶來的額外負擔？但她沒時間去計較這些瑣事，完成工作要緊，不然等等又要被主管罵了。
日常的壞習慣，日常的負擔。
趁著休息時間，她一邊吃著泡麵，一邊滑手機，偶爾看影片中的孫女手舞足蹈、偶爾想一下女兒過得好不好，或是回憶前幾天同事找她聊的八卦。不知不覺，手中的泡麵被吃得一乾二淨，就連湯汁、殘渣都不剩，她習慣不浪費任何食物。飽足一頓之後，再休息一會兒，又要面對學生用餐後狼藉的垃圾桶。
一碗泡麵、一場盛宴。
清潔工作之中，部分的雜事來自學生不良的生活習慣，但她只是笑笑地繼續忙她「應該」做的，繼續打理著住宿環境，僅憑一雙沒有任何防護的手。
脫下清潔工的制服 他們是誰？
在政大，每天有近八十位清潔工為維持校園環境辛勤工作，但有多少人曾留意過身邊「那默默的一群」？國小課本、新聞報導、勞資爭議……，在我們的生活中，許多人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形塑「清潔工」，並為他們貼上形形色色的標籤。但當他們褪下社會賦予的清潔工外衣，擺脫早已被定義好的形象，他們也像一般人擁有日常、擁有自己的故事。
飄向「北」方 背井離鄉
「那時候只有九歲，再不走就要被抓了，這樣的環境逼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。」已退休的政大清潔工菁秀阿姨無奈表示。出身雲南小康家庭的她，九歲時經歷文化大革命，一夕失去原本安穩的日子，後更與家人在混亂中失散，只能跟著部隊踏上流離失所的生活。提起過往，她說：「這個事情講起來心很酸。」
菁秀阿姨隨部隊於寮國、緬甸、泰國三地奔走幾十年，她變得堅強也不再哭泣，只期盼有朝一日能重返雲南。然而，在她32歲移居台灣後，已不再渴望回去，因為她不願再面對人事已非的家鄉，「家鄉」對她來說甚至是有些陌生與痛苦的存在。對於初來台北，她反而有些放鬆地說：「有種已經回到家的安心。」或許，台北才是她落葉歸根的家。
不同於菁秀阿姨，台北則是三月阿姨歷經淬鍊的地方。20多年前，三月阿姨離開熟悉的家鄉，從花蓮跟隨丈夫來到台北生活，「長輩還在（人世）時動不動就跑回去。」她感慨說道，看得出來她對家鄉的想念仍濃烈。但隨著長輩的逝世，避風港的瓦解，她也不這麼常回去了。
曾經 我不是個清潔工
「都是以前的事了啦。」張伯伯有些僵硬地揮了揮手，顯得內向靦腆。年近六十的他，曾就讀臺北工業專科學校（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）機械工程系，畢業後旋即進入機械產業，從事工業設計。之後轉行電子業，搭上對岸改革開放的熱潮，外派到中國。當時福利很好，每個月約有新台幣九萬多元的薪水。
但好景不常，在中國的發展並不順利。「那時就公司縮編，」張伯伯笑容依舊，眼神卻閃過些許無奈，「回來之後，十幾年都找不到工作。」被資遣的他回到台灣，隨即面臨的是中年失業的困境。
一開始，仍想投身電子業的他，投了無數份履歷，卻都石沉大海。直到有天，他在網路上看見政大清潔工的徵人啟事，「我那時就想，校園工作應該比較輕鬆吧。」因為這個念頭，開啟了張伯伯清潔工的職業生涯。
在那個時代的榮景下，菁秀阿姨與三月阿姨也曾從事著待遇比清潔工好上許多的職業。但隨著產業的流變，曾經的工作逐漸被更低廉的勞力取代。他們不得已轉換跑道，投身勞動環境較差的清潔工作。
家庭中的「翻轉」教育
「多讀書」是三月阿姨灌輸孩子的首要觀念。在以前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年代，她相信能逆轉困境的關鍵是知識與學歷。雖然處於刻苦的生活環境，家庭代工多賺的薪水也全供孩子們讀書，一切的努力只為讓他們跟得上所謂的「台北人」。
不同於一般家庭的是，即便子女已長大成人、結婚，甚至有了小孩，三月阿姨仍不敢也不願向子女拿孝親費。「我養你們（孩子）是我們長輩的任務，如果因為有經濟壓力（就不養）的話，我可以不要生你啊。」她說，縱然以前為孩子們付出非常多心力，三月阿姨仍覺得無須把養育費跟孝親費劃上等號。
菁秀阿姨亦然，她反覆向孩子強調著自力更生的重要，期許女兒能夠獨當一面。或許正因部分清潔工曾歷經辛苦的過去，他們希望教育能夠翻轉階層，深怕兒女再度走上自己過去艱辛的路，更不願成為兒女肩頭上的經濟負擔，只期盼他們能活出不一樣的人生。
休息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
「現在大家說怎樣辛苦，事實上讀書是（我覺得）最羨慕的一件事！」菁秀阿姨說。文革使她沒能進入學校就讀，後為填補童年的缺憾，菁秀阿姨不顧工作的疲憊，前往木柵高工夜間部就讀。她難掩興奮地敘述著讀書時遇到的朋友與學習的事物，還說道：「我女兒這樣（不讀書）讓我心裡很不平衡，錢賺好了給妳去讀還不要？」`
此外，菁秀阿姨笑說自己在工作之餘還是有休閒活動，除了偶爾參加政大教職員的社交舞社團，有時下班後更會直衝木新路上的卡拉OK。而張伯伯則透露，自己閒暇時很喜歡爬山，以前在中國工作時每天都相當繁忙，現在當清潔工，雖然賺得少一些，但他有更多時間可以運用。
然而，不是每位清潔工都能擁有充足的閒暇時間。三月阿姨說：「我有時候則會跑去住家附近撿些野菜、採一些田螺。」這是她的「休閒活動」，為了讓下一餐有著落而忙碌著。為照顧領有殘障手冊的手足，三月阿姨一度身兼兩職，每天上班時數更直逼16小時，生活的忙碌與經濟的重擔已讓她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能夠追求，根本沒有多餘心思安排自己的休閒活動。
困境中求生存 惡劣的清潔環境
近年來，從層出不窮的勞資爭議可看出政大清潔勞動環境的不友善。自2001年起，政大將清潔工作轉由外包公司負責，但在廠商的利益考量下，現行的外包制度卻使得勞動環境逐漸惡化。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，清潔工又是如何對面對廠商的侵害呢？
人力縮減 是日漸沉重的負擔
「一開始工作環境還不錯啊，」初來政大，張伯伯被分配到樟山寺平台的打掃區域，縱使範圍廣大，樹葉掃了又落，但宿舍的清潔工同事會適時支援他，因此日子還過得去。然而，換了老闆之後，被指派的工作量大增，不巧張伯伯又在此時跌倒受傷，工作效率減低，自然成了老闆找麻煩的對象。
「就會一直開單啊，拍照跟你說這邊沒掃乾淨，過幾分鐘又來拍一次。」張伯伯表示，有時一小時內就有近十張糾正單，根本來不及再掃，老闆還會以此要脅沒收油錢補助（約新台幣五百元）。「應該是因為我抗議過工作內容，所以被針對。」張伯伯苦笑，他曾跟公司反應工作做不完，公司一直承諾會減少，但最後仍未改善。
針對工作量的增加，種子社社長劉耀璘說明：「學校撥給外包公司的價格是固定的，如果廠商透過兼職等方法減少人力聘用，就能從裡面抽取更多的利潤。」他說，這樣的狀況惡化了勞動環境，他以曾接觸過的一位清潔工為例，該清潔工每天早上五點起床，必須持續工作到下午五、六點，甚至要橫跨兩棟大樓打掃。工時既長，工作又累，加上清潔工們可能有一些職業病，也會被主管嫌棄，「就一般人的標準看，這工作薪水其實非常非常低。」
檯面之下 不合理的調職
除了工作量與薪資的不合理，藉由兩年一次的換約，更讓新廠商有機會處理「有問題清潔工」。如2015年時，舊公司「潔之方」在移轉清潔工的說明會上，給了新公司「明曜」一份「清潔工黑名單」，明曜便利用不合理的工作調度逼退懂得爭取權益的清潔工，，而一向與種子社互動密切的三月阿姨正是其中一位。所幸在種子社極力爭取下，三月阿姨獲得新的勞動契約，她笑說：「發生事情的時候，學生就幫我們爭取，讓（清潔公司）主任說不出口！」雖然三月阿姨成功續留政大，但因此被廠商逼退的清潔工仍不在少數。
張伯伯便是其中一例。當年工作跌倒受傷之際，他向公司提出請假申請卻遭刁難。在經歷一連串的調解抗爭後，張伯伯被調職至台大男宿。「做一個星期就走了，那工作量太大，撐不下去。」張伯伯邊說邊笑，笑得無奈。
大部分清潔工被調職後，工作量不減反增，甚至有時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，惡劣的勞動環境使得不少清潔工的身影自此從校園消失。
全心全意 能換得全薪權益？
工作崗位遭主管調動時有耳聞，三月阿姨也不例外。數年前，清潔公司的主任要求她負擔兩人份的工作，並承諾加薪一萬元。但兩個月後，廠商卻僅支付當初承諾的二分之一。不甘權益受損的三月阿姨向主任理論，得到的卻是敷衍的一句「妳自己去跟經理講。」同時宿舍方也向廠商投訴，原應兩人負責的區域，廠商竟僅聘一位清潔工，主任因此再次將阿姨調職，只用「打掃不乾淨」的說詞搪塞。
嚥不下廠商食言及無端的工作調動，三月阿姨決定請辭。她寧願賭上工作，也不願忍辱。而主任知道她是有責任感的清潔工，所以事後不斷嘗試挽留，「一萬塊還是要給我，你不給我，我也不用跟你招呼！」三月阿姨說來仍有些氣憤。在她的堅持下，廠商最後選擇讓步，她也成功贏回該有的權益並留任工作。
然而，並不是每位清潔工都如此幸運。如張伯伯當時受傷向公司請假，依照《勞動基準法》，請假時應領有半薪，但這九千多塊卻遲遲未有消息。「老闆一直說要給，最後也都沒有。我後來想也不要爭了啦，再爭又會被盯上。」張伯伯說。
合理休假成空想 廠商的惡意侵吞
菁秀阿姨來政大任職時，兩度因工作造成骨裂傷害。當時廠商不但沒有給予應有的半薪，更長年積欠特別休假日數。面對她的質疑，主任則不斷以公司規定打發，菁秀阿姨氣不過，退休後便偕同種子社前往爭討權益。對此，她不滿地抱怨道：「我痛苦的時候，你們沒有慰問，也沒有合理的處理。」
起初菁秀阿姨向廠商要求二十幾萬的賠償金，但由於打卡紀錄被刪除，加上老闆與律師不斷以「多年情誼」等理由勸說，最後菁秀阿姨僅獲得四萬元賠償。「唉，算了算了，就是你退一步、我退一步這樣和解了。」她嘆道。
而今休假問題亦尚未解決，如三月阿姨提到，當時的主任不只沒有給予應休的七天假，面對清潔工提請的喪假，主任更是冷回：「林叨欸代誌（你家的事情）。」後來與種子社一同爭取後才討回公道。
由此可見，清潔工面臨廠商惡意不給假的情形不在少數。而每兩年要重簽合約的制度，更是將清潔工的年資屢屢歸零，致使清潔工的特休日數及薪水皆未隨年資增長，應有的權益也在不知不覺間遭到侵吞。
走過數十載 他們的人生哲學
菁秀阿姨、三月阿姨、張伯伯，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過去與工作歷經，不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模糊身影，也有著不該被忽略或遺忘的故事。作為與你我無異的「人」，他們經歷數十年的淬鍊，也積累出自己的人生哲學。
菁秀阿姨——平凡就是幸福
正因為菁秀阿姨從小即面對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坎坷，她逐漸習慣並坦然接受生命的無常。幾十年來，她目睹清潔勞動待遇的潮起潮落，期間她也曾離開政大，面對每況愈下的工作條件，她只是淡淡地說：「環境是這樣子，可是要面對事實，事實就是這麼殘酷嘛。」
「在政大工作的時候很苦，但對我來講不算什麼，以前才是真正的苦。」即便面臨台灣惡劣的清潔環境，菁秀阿姨也只是笑著將其比擬為「遊樂場」，畢竟再惡劣也無法與過去的顛沛流離相提並論。她說道：「現在什麼都不求，只是希望每天都健康平安，過得快樂就好。」
三月阿姨——看清風霜中的自己
在遭遇困境時，三月阿姨的第一個念頭總是選擇面對，生活經歷讓她知道逃避無法解決問題。三月阿姨總抱持著一種信念：「人家行，為什麼我不行？」而談及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期許，「想要的就是讓自己輕鬆，比較沒有壓力。」她低下頭輕聲地說，只希望身上的重擔能減輕，不多奢求些什麼。
今年是三月阿姨在政大服務的第20年，「如果回到20年前，還會選擇來到政大服務嗎？」三月阿姨若有所思地回答：「有這樣想過，但是想了一下又覺得在哪工作，還不是都一樣會遇到類似的狀況。」對於工作，阿姨似乎看得很開，她莞爾一笑，便是對現在尚過得去的生活作了最好的詮釋。
張伯伯——人生起落 雲淡風輕
現在的張伯伯，在一間企業從事清潔工作。「剛進去的時候待遇也很好，但工作量最近也開始變多了。」張伯伯表示，他正在投履歷，考慮換地點工作。
張伯伯從科技新貴，轉換跑道成為清潔工，面對起起落落的人生，他並不畏懼。回想失業的十幾年，張伯伯笑著說，都是吃老本，咬著牙撐下去。即便是那樣的日子，他也不曾陷入沮喪失意的泥淖。他以一貫靦腆的笑容說：「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會有一點（沮喪），但後來就看開了。」
張伯伯說，人生活到現在，特別想做的事就只有種花種草，「以前老家有一塊地，但被賣掉，現在買不回來了。」走過了大半人生，面對重重困境，他沒有多說些什麼，只說：「一切順其自然。」
我們所未看見 背後的故事
星期五，下午三點五十九分。
打卡鐘的聲音響起，三月阿姨放下掃具，拖著疲憊的身軀踏上歸途。大樓、廁所、街道，原先的髒亂消失無蹤，只是當太陽再次升起，校園又將恢復骯髒的面貌。
掃不完的垃圾，周而復始，清潔工日常。
「你們為什麼要報導清潔工這種不重要的東西？」一位清潔工如此說，聽來滿是諷刺與無奈。清潔工，從不只是文學家筆下的社會寫實悲劇，而是真實地存在於我們周遭。
超時勞動、薪資低落、蓄意刁難⋯⋯大部分人只看見他們的悲傷與不公，但那不過是故事的部分。他們或樂觀面對，或積極反抗，或曾經飛黃騰達，或背負甜蜜負荷，他們各自擁有著不同面貌，並以自己的態度面對生命。
掃把、拖把、吹葉機......校園中隨處可見的景象，總被遺落在目光之外。在你我看不見之處，沉默的背影收錄著不為人知的生命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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